當地時間5月19日，中美兩國在華盛頓就雙邊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聲明中稱，雙方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同意加強合作，中方將推進包括《專利法》在內的相關法律法規修訂工作。近日，美國前外交官，《和平的戰爭》、《商業天命》等書作者，現哈佛大學費爾班克斯中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帕特里克·孟迪斯（Patrick Mendis）和防務分析師喬伊·王（Joey Wang）在《國家利益》網站聯合撰文指出，美國曾經經歷過“日本制造”大討論，而如今中國很可能正在效仿美國。現編譯如下：

美國走過的路

      中國不是第一個侵犯知識產權的國家，也不會是最后一個。歷史上，一個國家知識產權法的發展速度和軌跡，以及尊重和遵守他國的相關法律，取決于其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未來如何看待其經濟利益的進一步發展。換句話說，知識產權生產者之間歷史上就存在緊張關系，知識產權的生產者能夠更容易地獲得產品，而知識產權的進口商獲得產品的機會更小。

     早期的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美國還處于發展階段時，它“拒絕尊重國際知識產權，理由是能夠自由地獲得外國作品，也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

      早期的美國不僅偷竊英國的設計，還挖走了不少英國的技術工人。在為爭取獨立而斗爭的過程中，美國人認為，英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只是一種偽殖民策略，目的是迫使美國充當原材料的來源地，并成為低端制造業的壟斷市場。可以想象，如今中國人也持有類似的想法。

      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商人卡恩兄弟發現了一群新興的中產階級消費者，雖然買不起來自歐洲的高端商品，但仍有一些可支配收入購買負擔得起的奢侈品。他們將一些高端奢侈品送到中國，以更低的生產成本批量生產，然后再把這些商品大量進口到美國。

      在1790年至1836年，美國是技術的凈進口國，專利發布僅限于美國公民和居民。而直到1861年，外國人才在（幾乎完全）非歧視的基礎上被對待。

日本制造的歷史

      如今，反對“中國制造”的相關言論，讓人不禁回想起20世紀70年代人們對“日本制造”的不斷抱怨。

      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后果，日本卻從日漸升溫的冷戰中獲得了可觀的利潤。隨著美國認為面臨共產主義威脅，力圖使日本不落入蘇聯的勢力范圍，在財政援助、軍事和政治保護方面，美國都保持對日本商品開放市場，同時允許日本嚴格限制美國經濟進入。

      在這樣的安排下，“日本獲得了來自杜邦公司的尼龍、通用電氣和西屋電氣的核電、貝爾實驗室的晶體管以及康寧公司的電視管。獲得許可的美國知識產權為日本幾乎所有的現代工業提供了技術基礎。”類似IBM、德州儀器這樣的公司，不僅與日本共享技術，還在日本建立了工廠。在戰后的1946-1976年間，日本經濟增長了55倍。

      盡管有諸多優勢，但在20世紀80年代，德州儀器在半導體領域展開了與日本的競爭。“霍尼韋爾與美能達相機在自動對焦領域，康寧玻璃和住友在光纖領域”，美國聯邦調查局還曾當場抓獲日立的工程師從IBM一家工廠竊取硬盤，類似案例數不勝數。

“學習型”中國

       中國知識產權的歷史，在斷斷續續的過程中取得了進步。在20世紀，面臨日本侵華、二戰等，中國的專利實際上并沒有得到真正的保護。因此，盡管這一時期的確存在專利法，但“中國并沒有進入現代的專利保護傳統”。

      1949年開始，中國開始“發展一個基于蘇聯模式的新法律體系”，在知識產權方面，很大程度上，“蘇聯模式下的價值觀反映了中國人對待知識產權的態度”。

      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才成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一員，開始加強知識產權框架，并制定全面的法律來保護知識產權。
 
中國是否正在效仿美國？

      不管有沒有關稅，或者無論特朗普政府決定采取何種懲罰性措施，中國很可能會繼續我行我素，直到確定這樣做不再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學者弗雷德里克·阿伯特（Frederick Abbott）曾稱，侵犯知識產權將推動經濟發展，“直到國家達到知識產權保護在經濟上對足夠強大的國內既得利益群體有利的程度”。雖然不同國家這一發展階段的速度可能不同，但是國家發展的初期階段，都要經歷這一過程。

     事實上，這也是美國和日本曾經經歷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前高級經濟學家、財政部副部長克里斯汀·麥克丹尼爾（Christine McDaniel）曾稱，美國幾十年來施壓，對日本的行為幾乎毫無影響。只有當國內企業發現自己“深受當地抄襲者困擾”時，日本政府才決定大幅加強日本的知識產權保護。同樣的，當年英國政府的嚴苛措施對美國也影響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