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機關為了宣傳形象和工作的需要，未經權利人許可，擅自將他人的樂曲制作成音樂視頻，是否屬于執行公務的合理使用？如果非合理使用，那侵犯了權利人的何種權利？侵權人應該承擔怎樣的賠償責任？是否一旦侵權就應該停止對樂曲的使用呢？筆者結合一個案例，嘗試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

　　改編作品引發糾紛

　　王某系南方歌舞團（原廣東省民族歌舞團）的作曲者、嗩吶演奏員，于2009年在南方歌舞團任職期間創作了歌曲樂譜《把燦爛的笑容獻給你》并交由案外人演唱發表。同年，某邊防檢查站未經王某許可，使用該作品并重新填詞和錄制了《把燦爛的笑容獻給你——邊檢之歌》音樂視頻，但未標明王某曲作者身份。之后，王某發現被上傳至某某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視頻播放平臺上的該音樂視頻，故向法院起訴，主張某邊防檢查站侵犯了其作品的署名權、信息網絡傳播權、表演權和攝制權，請求法院判令某邊防檢查站立即停止使用涉案侵權歌曲，并賠償經濟損失13萬元及合理維權費用1萬元等。

　　該案的爭議焦點是原告是否對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權；其在單位工作期間創作的作品是否屬于職務作品；某邊防檢查站抗辯其行為系合理使用是否成立；被告行為若構成侵權，侵犯了原告何種著作權，賠償數額如何確定等。

　　近期，廣州互聯網法院對該案作出判決：某邊防檢查站賠償王某8萬元；停止使用原音樂視頻《把燦爛的笑容獻給你——邊檢之歌》，在履行完畢該判決主文第一項內容且在原音樂視頻中表明王某的曲作者身份后，可基于原有的宣傳目的繼續使用該音樂視頻。宣判后，雙方均未提出上訴，判決現已生效并履行完畢。

　　合理使用抗辯有度

　　該案明確了國家機關為宣傳目的使用他人已發表的音樂作品，若非出于公共安全的需要，也非在法律授權范圍內行使行政管理職責，不屬于合理使用的范疇。

　　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屬著作權限制性規定，是指在特定的條件下，法律允許他人自由地使用享有著作權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權利人的許可，并且不向其支付報酬的合法行為。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七）項規定，國家機關為執行公務在合理范圍內使用已經發表的作品的，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

　　對此，筆者認為，首先，執行公務是國家機關合理使用已經發表的作品的目的性要件，執行公務應當作限縮解釋，僅限于履行法定職責的情形。該案中，某邊防檢查站利用王某的樂曲制作音樂宣傳視頻的行為，顯然不是履行法定職責，故不屬于執行公務。其次，即使為執行公務，國家機關在使用相關權利作品時也要注意使用的方式、數量和內容，并且應當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稱等。該案中，某邊防檢查站在全文使用王某的音樂作品時，沒有指明作者姓名，侵犯了王某的署名權，也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疇。

　　判定侵犯何種權利

　　既然屬于非合理使用行為，那侵犯了權利人的何種著作權？筆者認為，擅自利用他人音樂作品重新創作填詞拍攝音樂視頻并上傳至互聯網上的行為侵犯了著作權人的攝制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

　　王某主張的權利作品是由特定音樂信息構成的音樂藝術智力成果，具有獨創性，屬于著作權法保護的不帶詞的音樂作品。某邊防檢查站制作的《把燦爛的笑容獻給你——邊檢之歌》音樂視頻，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的展現邊檢干警風貌的畫面組成，并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屬于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

　　關于攝制權，從樂曲對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表達占比來看，分成一般背景配樂和主旋律樂曲。常見的紀錄片或音樂短片中的背景配樂，其通常是對音樂作品的簡單復制，對整個類電作品的作用可能是烘托氣氛，也可能起到承接指引情節的作用，樂曲本身的表達與類電作品的整體思想表達存在差異，一般不構成對攝制權的侵犯。但該案中，某邊防檢查站在王某樂曲的基礎上，重新譜曲、組織演唱，制作成展示邊檢干警風貌的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音樂視頻。王某的樂曲被賦予了新的內涵，貫穿始終，成為該音樂視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這種使用王某音樂作品的方式不是對已制作的音樂制品進行簡單的復制，符合以類似拍攝電影方式將作品固定在一定載體上的特征，屬于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式使用作品，侵犯了著作權人的攝制權。

　　關于信息網絡傳播權，涉案音樂視頻《把燦爛的笑容獻給你——邊檢之歌》在網上傳播，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王某的權利作品，侵犯了王某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

　　靈活適用擔責方式

　　在該案的判決結果上，跳出了“一旦認定侵權即判令停止侵犯”的常見處理思路，從社會整體利益保護角度，借鑒我國專利法中法定許可的平衡原則，考慮以提高判賠額的方式許可行為人繼續使用，作為停止侵權責任承擔方式的靈活適用。

　　在該案中，法院綜合考慮到了以下幾點因素：一是某邊防檢查站作為國家機關，使用涉案作品制作音樂視頻的行為具備一定公共屬性，其目的在于展現行業良好風貌，宣傳國家機關的正面形象，倡導正確的社會價值觀，而非用于謀取商業利益；二是考慮到相對于某邊防檢查站已經支付的制作成本，停止使用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而某邊防檢查站使用行為的公益性目的亦并不實質擠占王某作品的商業價值，同時對王某作品帶來正面傳播；三是王某訴訟的主要目的為了實現其作品的商業價值，從法院確定的判賠尺度來看，已經充分考慮到使用其作品的商業價值。從一般互聯網侵權的特點來看，在侵權結果發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其侵權影響亦會在較短時間內達到高峰值后逐步回落。侵權行為發生至今近10年，與僅僅判決停止侵權相比，選擇以提高判賠額的方式作為停止侵權行為的責任替代，判令某邊防檢查站可以在支付賠償額并表明王某曲作者身份后，基于公共目的可以繼續使用音樂視頻，更加體現了著作權人作品的商業價值，該責任承擔方式也使侵權人更樂于接受，同時使得著作權人的合法權利得到充分救濟，又實現了當事人間利益的平衡。

　　除此之外，法院認定，該案中，沒有證據證實涉案作品系王某因履行職務行為的需要而創作，故無法證明涉案作品系職務作品。即使該作品系職務作品，著作權也由作者即王某享有，并且該音樂作品完成已經超過兩年，王某可以完全行使著作權法賦予作者的相關權利，其有權作為著作權人向使用其音樂作品的某邊防檢查站主張權利。關于侵權責任賠償金額的確定，法院認定，該案中，王某主張其完成了音樂作品的作曲及配器部分，在某邊防檢查站沒有相反證據推翻的情況下，法院依據王某提交的單首歌曲單制作費用成本及其提供創作服務的收費標準，結合行業交易習慣，將之作為計算涉案作品市場價值的參考依據，再結合王某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最終確定一個相對合理的價格，以體現權利人經濟方面的損失。（廣州互聯網法院 黃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