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開放啟動，知識產權逐漸成為重要的財產權利形式，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也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保護手段。1993年8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率先設立全國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庭，開專業化審判先河，為將來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埋下了種子。

　　2014年11月6日，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的要求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作為全國首家知識產權審判專業機構正式掛牌成立。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還是全國首家整建制司法改革試點法院，擔負著先行先試的使命。四年來，“京知人”敢于并善于“第一個吃螃蟹”，在探索中不斷完善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加強改革創新，充分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服務保障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北京“四個中心”建設。

　　知產審判新起點

　　整個10月，芮松艷法官團隊都在連軸轉。他們手頭正在審理的一起涉及通訊領域標準必要專利的專利侵權案件。“這個案子我們連續排了20天的庭”芮松艷說，“最快月底才能結束庭審”。

　　在庭審中可以看到，各方代理人都在桌上堆起了幾大摞訴訟材料，桌上擺不下的訴訟材料，只能放在座位旁側的若干個拉桿箱中。有的代理人證據材料實在多，還用上了超市購物的推車。為了更清晰地說明案件中涉及的“技術問題”，各方代理人都帶了電腦甚至投影儀。法庭常設一塊“白板”，供代理人們進一步闡述所用。

　　該案庭審還沒到最后一天，旁聽席每場卻都能被坐滿。“芮法官主審，不能放過任何一場學習機會”一位旁聽的知識產權律師說。

　　標準必要專利是為了使工業產品符合技術標準而必須使用的專利技術，是全球知識產權審判領域較為前沿的疑難、復雜問題，具有很強的國際性和行業性特征，尤其對通信產業發展影響重大。四年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共受理40余件涉標準必要專利案件，占全國此類案件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社會發展太快了，現在知識產權新類型層出不窮。我剛辦案那會兒，凈是些賣“盜版書”“盜版盤”的知產案子，哪能想到現在都在爭奪具有‘標準’性質的專利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第一任院長宿遲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

　　1982年至1993年這11年間，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相繼頒布實施，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基本框架初步建立。同期，北京市各級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800余件。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宋魚水說：“2001年中國加入WTO，能明顯感覺到我們國家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和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

　　入世后，中國根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相關要求，修訂了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同時，還頒布了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等相關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至此我國初步構建完成知識產權法律體系。

　　“我以前在法院經濟庭工作多年，2002年調入知產庭從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現在回過頭看，不難發現——隨著改革開放深入，企業經營逐漸從感性走向理性，越來越重視知識產權這一財產權利，越來越意識到法律也是生產力，是打通企業經營重要環節的鑰匙。”宋魚水回憶說。

　　知識產權案件類型從最初賣“盜版書”“盜版盤”拓展到如今的“標準必要專利”“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才經過了不到30年的時間。

　　宿遲認為，十八大后中國的創新驅動戰略，中央和國內企業都有強烈的需求，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機構對知識產權進行司法保護。這不是以往知產庭“各自為戰”。

　　建院以來4年，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就已受理各類知識產權超過5萬件，是1982年至1993年這11年間北京市各級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的62倍。

　　不斷探索創新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將原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知識產權案件集于一身，管轄北京市范圍內的知產民事、行政一審、二審和相關申訴、再審案件，同時專屬管轄全國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授權確權一審行政案件。

　　在各類知識產權案件中，著作權案件涉及文學藝術領域創作，事關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商標注冊申請總量大，連續十七年位居世界第一，商標案件涉及企業的商業價值和聲譽塑造；專利案件的專業技術性強，與科技創新關系緊密，對于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意義有重要意義。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集中管轄的專利、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數量占該院全部案件量的70%以上，決定著知識產權的權利基礎，在我國整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中具有基礎性全局性意義，相關審理結果影響著全國范圍內知識產權運用、管理和保護的水平。

　　2014年12月16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掛牌后受理的第一起案件開庭。那是一起某藥業公司就一項發明專利權是否有效，狀告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的專利行政案件。

　　“我有幸參與了建院后的第一案并以法官助理身份亮相”，現任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綜合辦公室副主任的楊靜回憶說，“那時候法官助理身份還在探索中，北京知產法院就已經在全國司法改革中走在了前頭！”

　　2015年9月17日上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審委會全體委員直接公開開庭審案，就商標局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問題進行審理，開全國先河，被中央電視臺等多家媒體報道。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通過對個案審理的探索嘗試，進一步明確了審判委員會審理案件的范圍，確定了與合議庭之間的審判權限劃分，規范了審判程序。

　　面對日益增多的知產案件，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加大了繁簡分流力度，依法推進“繁案精審、簡案快審”，并于2016年2月，抽調法官團隊設立速審組，正式實施速審機制。

　　據速審團隊“元老”之一的張劍法官介紹，由于商標駁回復審行政案件事實相對清楚、權利義務關系相對明確案件，而且被告都是商標評審委員會，所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與商評委共同建立了相應的速審機制。

　　“對于速審案件，原告在立案當天，就能拿到傳票，傳票上就已經訂好了開庭的日期。”張劍強調。

　　“立案當天怎么就能確定案件分到哪位法官手里？承辦法官又怎么當天能確定開庭日期？”記者追問。

　　張劍解釋：“速審案件立案就像醫院掛號，法官就像醫生出診，出診時間提前一個月就安排好了。原告來立案，排到哪位法官就由哪位法官承辦。這樣一來，原告立案當天，就能確定承辦法官和開庭時間。整個審判效率提升了約25%。”

　　在2018年11月5日舉行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出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中國將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顯著提高違法成本。事實上，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早在建院之初，就開始探索“高賠額”。

　　以建院以來審結的侵犯專利權案件為例，當事人提出的合理支出請求數額法院判決支持的比例已高達64.9%。2016年、2017年，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判決侵犯專利權的平均賠償數額為138萬元和66萬元，較之過去均有大幅躍升。通過用足用好法律規定，該院初步發揮了司法對知識產權的定價和保護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的報告中明確指出：“知識產權法院的重要作用逐步顯現，通過推進審判機構專門化、審判人員專職化和審判工作專業化，對于統一裁判標準，提高審判效率，提升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水平發揮了引領示范作用。”

　　專業化審判團隊

　　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離不開專業化審判團隊的主體作用。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明星法官”陣容強大——第一任院長宿遲被歐洲《知識產權管理》雜志評為“全球知識產權界50位最具有影響力人物”，陳錦川副院長和原審判一庭庭長姜穎（現任北京互聯網法院副院長）獲評“全球知識產權界50位最具有影響力人物”；同時，該院還有全國審判業務專家3人，北京市審判業務專家5人，并有25人入選“十、百、千”人才工程。

　　現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共有50個審判團隊，其中12個技術類審判團隊，8個著作權類審判團隊，14個普通商標與競爭類審判團隊，6個速審團隊和10個綜合審判團隊。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陳錦川介紹：“以專利審判為例，我院12名法官從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平均時間超過13年，有8名法官具有理工科教育背景。”

　　為了輔助查明技術類案件事實，該院還建立了技術調查官制度，引入了一批來自專利審查部門、科研院校和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專家作為技術調查官，參加案件審理、保全、勘驗，輔助查明技術類案件事實，成為法官的“技術翻譯、技術助手、技術參謀”。

　　此外，該院還充分發揮調研小組、專業法官會議、法官聯席會議等研究咨詢機制作用，發揮廣大具有專業知識背景的人民陪審員的參審作用，構建起全新的多元技術事實查明機制。

　　得益于審判機制和人才隊伍建設，四年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交出了“靚麗”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答卷。

　　從2014年11月6日至今年10月底，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共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超過5萬件，收案數年均增長超過30%。同期，該院共審結各類知識產權案件近3.8萬件，結案數年均增速超50%。

“知識產權的財產形態、支配方式和保護方式與社會發展緊密相連，不斷演進，反映在知識產權審判上就是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這也正是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所面臨的挑戰。但是我們有能力、有勇氣、有信心，讓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再上新臺階，讓專業化審判助燃智慧之火。”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院長王金山說。

文章來源：中國法院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