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不斷釋放出更加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的信號，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正在逐年變好。在密集采取的保護知識產權的一攬子措施中，司法保護成為主導力量。

      2017年11月，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首個針對知識產權審批領域改革創新的綱領性文件，即《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明確要求“以完善知識產權訴訟制度為基礎，以加強知識產權法院體系建設為重點，以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隊伍建設為保障”。這是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事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目前，中國已設立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和南京等16個知識產權專門機構，對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態度更加堅決。司法發揮出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

       2018年4月，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主旨演講，深刻指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最大的激勵”。進入新時代，司法作為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力量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開創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嶄新局面

       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緊緊圍繞黨和國家發展大局，深入貫徹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為導向，以完善知識產權專門化審判體系為重點，以打造過硬知識產權審判隊伍為保障，改革創新，銳意進取，知識產權司法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明顯提升，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進程深入推進，開創了我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嶄新局面。

        一是知識產權審判質效穩步提升。

        2013年至2017年，全國法院新收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各類案件813564件，審結781257件。2017年全國法院新收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案件23萬余件，審結22萬余件，分別同比增長33.50%和31.43%，審結案件數和結案率大幅上升，再審率和改判發回重審率雙雙下降。

       各級法院高度重視重大、疑難、復雜和新類型案件的審理工作，注重通過司法裁判明確法律標準和行為準則，彰顯司法公信和權威。

比如，依法審理涉及無人飛行器技術、交互式電視應用技術等高新技術案件，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和基礎前沿領域技術成果保護;對“老干媽”“LV”等中外商標給予馳名商標保護，制裁惡意搶注、搭車模仿等商標侵權行為，推動品牌經濟發展;在北京奇藝世紀科技有限公司訴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等案件中加強著作權保護，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對文化建設的引導和保障作用。

       二是知識產權審判體系日趨完善。

       知識產權專門化審判體系建設不斷加強。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2014年底設立以來，初步探索出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專門化審判道路，贏得群眾和國際社會的積極評價，成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重要里程碑。2017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在南京等16個中級法院內設專門審判機構，跨區域管轄專利等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進一步推動審判機構專門化、審判人員專職化和審判工作專業化。

       2017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知識產權法院工作情況的報告，充分肯定知識產權法院在提升審判質效、統一裁判尺度、推動司法改革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改革全面鋪開。在全國6個高級法院、95個中級法院和104個基層法院試點推行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審判“三合一”模式和經驗的基礎上，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在全國法院推進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審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見》，構建“三級聯動、三審合一、三位一體”的集中型立體審判模式。

       技術事實查明機制不斷完善。《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選任工作指導意見(試行)》《關于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活動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等文件正式出臺，初步形成技術調查官、專家輔助人、技術鑒定人相互協調的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機制，技術事實認定的中立性、客觀性和科學性得以不斷增強。

       三是知識產權裁判尺度日益統一。

       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發布《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綱要(2016-2020)》，總結過去30年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成功經驗，系統地、創新性地提出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的基本原則、主要目標和重點措施，為知識產權審判事業發展夯實了制度、組織、經驗和理論基礎。

       此外，及時發布《關于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案件管轄的規定》《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關于商標法修改決定施行后商標案件管轄和法律適用問題的解釋》《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等5件重要司法解釋，細化裁判標準，統一司法理念、尺度和規則。

        四是知識產權司法越來越公開透明。

       大力推進庭審同步錄音錄像和庭審網絡直播。“喬丹”商標爭議行政糾紛系列案、王老吉與加多寶不正當競爭案、迪奧公司香水瓶立體商標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案全程庭審直播，30多家境內外媒體進行了報道。

       擴大裁判文書公布范圍，及時發布全部可以公開的裁判文書，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依法上網率100%。發布《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年鑒》，權威展現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新成果、新經驗。舉辦“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成就展”，集中展示30年來知識產權審判成果，提升全民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努力營造全社會參與和支持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環境和氛圍。

       五是知識產權審判能力繼續增強。

      深入開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引導知識產權法官堅定理想信念，堅守法治信仰。加強與高校、研究機構合作，大力開展知識產權審判業務培訓和科學技術知識培訓，著力提高法官庭審駕馭能力、法律適用能力和裁判文書能力。按照知識產權法官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國際化的要求，打造一支政治堅定、顧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術，并具有國際視野的知識產權審判隊伍。

破解體制機制問題刻不容緩

        當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面臨新形勢：內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穩步實施，人民群眾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需求愈發旺盛;外有知識產權引發的國際貿易摩擦頻頻發生，知識產權規則主導權的爭奪愈發激烈。

        黨的十九大要求“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為此，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必須以破除體制機制弊端、調整深層次利益格局的膽識和擔當，從真正破解制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體制機制問題入手，實現新的更大飛躍。

        一是破解阻礙知識產權審判質效提升的體制機制難題，刻不容緩。

        比如，知識產權案件二審法院分散，影響裁判標準統一。專利、壟斷等案件具有特殊的專業性、高度的復雜性和敏感的政策性，新型疑難復雜案件眾多。現行審理體制下，該類案件的二審分由各高級人民法院負責，裁判結果沖突的現象屢見不鮮。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民事侵權程序與行政無效程序“二元制”，即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由民事訴訟程序解決，而知識產權有效性問題由行政無效程序解決，這影響了訴訟效率，成為制約科技創新的司法體制性難題。

        二是破解阻礙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增強的體制機制難題，刻不容緩。

        比如，“舉證難、賠償低”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法保護作用的發揮。知識產權侵權損害具有無形性、不確定性和因果關系復雜性的特點，加之侵權行為隱蔽，現行民事訴訟法關于舉證制度的規定也尚不完善，知識產權權利人證明他人侵權及因侵權受到損失的難度較大，需要付出更高的證明成本和維權代價。司法實踐中，賠償數額的確定也常因缺乏可靠證據而較為困難和復雜。

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主導作用

       2017年11月審議通過的《意見》，是黨中央對全面深化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作出的重大部署，對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重大歷史機遇。而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的主旨演講，照亮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新征程，為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和知識產權司法事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意見》緊緊圍繞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主導作用這“一條主線”，立足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兩個維度”，聚焦審判機構、訴訟制度、審判隊伍“三個要素”，提出了“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激勵和保障創新、促進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職能作用”的指導思想，知識產權審判體系現代化和知識產權審判能力現代化的“兩個現代化”改革目標，以及完善知識產權訴訟制度、加強知識產權法院體系建設和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隊伍建設“三管齊下”的改革方略。

       《意見》還要求，協同推進審判體系現代化與審判能力現代化。改革過程中，既要聚焦外部構架的完善，也須關注內生動力的激發，不能顧此失彼。要注意積極營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環境，最大限度地激發廣大法官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以高水平的審判能力對知識產權法院體系形成強有力的支撐，確保體系運轉順暢，產生良好社會效應。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要把狠抓落實作為重大的政治責任，聚焦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聚焦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差距不足和體制機制短板，聚焦深化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中的新情況新問題，真正把功夫下到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以“釘釘子”精神把知識產權審判的各項工作做實做細做好，不斷將改革推向深入、切實把改革的成效體現在辦案質效上，體現在司法公信力提高上，確保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落地見效，為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提供強大助力。